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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我国自古就有种植树木的习惯和一些相关的法令法规。在上古时期就有五谷种植活动，黄帝的妻子嫘祖教民养蚕，那时应有桑树种植。《周书·大聚篇》说：“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能是最早的保护山林的法令。舜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处理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车马大道两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诗经·召南》有一首《甘棠》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当时人们就有保护古树的意识，因为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断案件处理政事，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这棵树，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下诏鼓励植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月令》说：“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当时的官员就知道要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汉朝在漠北一带种植大量榆树，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边关驻军的环境，防止匈奴的袭扰。

据《开河记》记载，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后，采纳大臣建议，诏令百姓在运河两岸广植柳树，以固河基，并制定奖励措施，每栽植一棵柳，奖励绢布一匹。没过几年，大运河两岸已经是杨柳依依，郁郁葱葱，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唐人杜宝撰写的《大业杂记》说：“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唐朝是一个森林密布、木材和林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朝代。朝廷重视“劝课农桑”，《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通过法律规定在田间种植不同的树种，改善农田周围的环境，防止农田的水土流失。《唐律》有不少条款涉及林业。《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于山陵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林木稼者，准盗论，即亡失及误毁官物者，各减三等；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这些都是以森林保护为重点内容的国家法律。

宋太祖为了巩固黄河河堤，于建隆三年（962年）九月下诏：要求汴京与周边地区的官吏和民众在黄河、汴河两岸堤坝上种植柳树、榆树。各地官民都在黄、汴堤坝上植树造林，使得黄、汴堤岸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小型生态系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宋朝还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植树成绩好的官吏还可以晋升一级。宋代法律规定，禁止民众砍伐桑树、枣树作为柴薪，“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毁坏木林者最低面临三年刑罚，最严重者甚至要被处死。

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20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

清朝时，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导百姓植树，并禁止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据有关史料记载，乾隆帝曾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兵士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并对树苗的规格、栽植标准有严格要求，要保证成活率。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的民众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

（作者为文史学者、山东省枣庄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