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新社、塔斯社12日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
米兰·昆德拉于1929年出生于捷克，于1975年移居法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其中“生活在别处” “不能承受之轻”早已成为一代读者的流行语。他的短篇小说集《好笑的爱》是以其母语捷克文写成。而他的长篇小说《慢》《身份》和《无知》，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以及新作《相遇》则是以法文写成。2020年9月20日，昆德拉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米兰·昆德拉一直是充满争议的作家，无论是他的文学观还是人生经历。2022年传记《寻找昆德拉》出版。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窥见昆德拉在写作背后的另一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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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传记译者王东亮，他从阅读和翻译昆德拉作品的个人体验出发，分析了昆德拉小说中可能被忽略的面向。
一
我和昆德拉的几次“相遇”似乎都发生在法国巴黎，除了小说《笑忘录》的翻译。
最早听说米兰·昆德拉这个名字是在1990年初，刚来巴黎第八大学报到的时候。学校临时安排我和一位丹麦学生、一位比利时学生同住在圣德尼大教堂附近的一处公寓。某天我正在厨房吃早餐，那位丹麦室友走进来对我说，他一夜未睡读完了一本书，强烈推荐我也读一读。之后，他打开热水龙头给自己冲了杯速溶咖啡醒神，出门前又回过头来，一字一顿地用那并不十分流利的法语对我说：“在巴黎，才最能体验到存在的虚妄（le non-sens de la vie）”。
这天的早餐我至今难以忘怀，因为用水龙头的热水直接冲咖啡的做派实在令人吃惊，又因为几乎刚到巴黎安顿下来就听人说起在巴黎最能感受到人生无意义，更因为被丹麦室友强烈推荐的那本书，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很快，我就读到了那本书的法文版。那引人入胜的情节、与哲学思考和政治事件交织的三角恋情、睿智诙谐的文笔、关于“性友谊”“伟大的进军”等等妙论，确实足以让人通宵达旦一口气读下去。我也马上去奥德翁街区的一家小电影院观看了根据原著改编的《布拉格之恋》，这部1988年在法国上映的电影那时候在巴黎主流电影院早已下线了。之后，相继去书店买来了昆德拉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的口袋书，记得除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有《笑忘录》《生活在别处》《小说的艺术》。
在了解到昆德拉本人也在巴黎并且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欧洲小说》研讨课后，也好奇地想听听他讲些什么。然而，课程介绍上面的一则“注意事项”却让我打消了这一念头，那上面写着若想参加昆德拉先生的研讨课，需要提交一份“听课动机说明”，由学院秘书转交昆德拉先生本人决定是否同意申请人听课。在标榜学术自由开放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样的“听课动机”要求确实有些“矫情”，也让人败兴，须知当时在该机构名头同样很响亮的德里达、格雷马斯、布尔迪厄等学界名家的研讨课上，大门是向所有公众开放的，并且迟到早退也没有人过问。
留学时代未能一睹小说大师风采的遗憾，十年后得到了弥补。2000年左右，回国工作之后有一次出差来巴黎，学弟董强带我参加了《小说工作坊》的一次活动，并告诉我说昆德拉本人也参加。记得是在田园圣母堂街夜祷剧院咖啡厅，或者是附近的一家咖啡厅，离卢森堡公园不远。主持人似乎是杂志主编、希腊裔作家拉基斯·普罗吉迪斯，他追随昆德拉很久，据说昆德拉连续十四年的研讨课他一次也没有缺席过，哪怕是在巴黎的一家希腊餐馆打工的时候。昆德拉身形高大，站在一处略显隐蔽又可以俯瞰全场的地方，目光依旧是各类照片中常见的那种冷峻深邃，似乎在看着什么又似乎在想着什么。这次活动没有安排他演讲的日程，周边的人也仿佛在保护他沉默的权利，没有人过去打扰。说起来，这是唯一一次与昆德拉真正相遇。
二
再次与昆德拉“相遇”，是“零距离接触”他的一个具体文本，接受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翻译小说《笑忘录》（2004年出版）。
说起来，虽然昆德拉的大部分作品我都比较喜欢，但《笑忘录》却是我阅读最多的一部小说。记忆中，那本伽里玛出版社Folio版《笑忘录》我带在身边十几年之久，不时拿起来读一读，仿佛是用来慢慢疗伤一般。确实，昆德拉这部作品谈到了某些伤痛，某些沉重的事件，如集体层面的“布拉格之春”，个人层面的父亲之死，而我们这代中国青年也曾拥有过类似的共同体验，我本人也是在经历了母亲的早逝之后久久难以自拔。
的确，昆德拉这部作品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让人联想到个人生活以及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各种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但同时似乎也能让人避免陷入多愁善感、沉湎过去等低迷状态。就此，我在一篇类似《笑忘录》译后记的文章中这样写过：“阅读昆德拉是愉快并且益智的，他通常能使读者大开眼界，层层剥离出我们惯常熟视无睹的某些事物的真相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阅读昆德拉同样是令人难堪的，他总是无情透视着生命的本质、人性的本质，让读者不得不直面自身的存在，无路可逃”（“《笑忘录》：遗忘变奏曲”，载于仵从巨《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华夏出版社，2005年）。
从我阅读和翻译《笑忘录》的个人体验看，昆德拉小说的治愈功能可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领域。
三
最近的一次与昆德拉“相遇”还是在巴黎。2021年8月，上海译文的朋友月敏女士来信探讨是否可以承担翻译《寻找昆德拉》的工作。那本书碰巧前些天在路过一家书店的橱窗时看到过，当时还念叨一句：90多岁了吧，也不知这老人家现在情况如何。大概就是这份好奇和挂念，促使我接受了翻译邀请。同时也相信，会有很多中文读者同我一样关心这位文学大师的近况，追忆自己当年的阅读时光。另外，这本书一开篇就围绕昆德拉夫妇在巴黎的寓所展开，那地方离我的住地仅800米，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仿佛随时可以走近昆德拉，走进《寻找昆德拉》的氛围。
《寻找昆德拉》一书的主要章节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在法国主流报纸《世界报》发表，原名为《昆德拉：人生小说》。作者阿丽亚娜·舍曼为《世界报》资深记者，擅长深度报道重大政治社会新闻，青年时代作为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曾醉心于阅读米兰·昆德拉，称之为“自己20岁的时候最喜欢的小说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寻找昆德拉》可以说是一个职业记者对一个文学事件的追踪调查，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对自己所崇拜偶像的生平构建。所谓“文学事件”就是昆德拉这位享誉世界的当代小说名家的“隐身”。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带来的巨大成功和声望，昆德拉选择以作品示人，自己则远离各种媒体，成功实现了某种“自我消失”，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
阿丽亚娜·舍曼从探讨这一神隐现象入手，通过接触、采访昆德拉的亲友、合作者尤其是他的妻子薇拉·昆德拉，实地考察他生活过的城市、住地，调研文献档案，力图为读者勾勒出这位93岁高龄的文学大师的生平轨迹和心路历程。
叙述是编年形式的。从1929年昆德拉在布尔诺出生，写到昆德拉夫妇晚年居住在巴黎第七区一所封闭巷子的尽头；从音乐家父亲让少年昆德拉师从音乐名家期望他未来子承父业，写到老年昆德拉如何为收入《七星文库》的《昆德拉文集》盖上终稿印记。捷克时代、雷恩二大时代、“小说工作坊”时代，昆德拉生命路程和职业轨迹脉络清晰。“布拉格之春”、柏林墙倒塌、被剥夺捷克国籍、加入法国国籍、重新获得捷克国籍，大历史与个人历史的交织令人印象深刻。
《寻找昆德拉》一书的新闻调查痕迹明显，引用了不少当事人、见证人的访谈实录，查阅了捷克秘密警察有关昆德拉夫妇的2000多页的秘密档案，披露了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昆德拉的第一次婚姻以及涉及青年昆德拉是否做过“告密者”的“德佛哈赛克事件”的某些细节。但作者的立场是中性甚至是温和的，与这位《世界报》知名记者一贯的犀利、泼辣风格颇为不同。当然，考虑到这是文学爱好者在为自己的偶像立传，这样的谨慎态度也不难理解。另一个原因，恐怕是薇拉·昆德拉对这项调查工作自始至终的配合与参与。薇拉的出现，是这部作品最给人带来惊喜的地方，甚至有评论者戏谑：这部书“寻找的是米兰，找到的是薇拉”。
作者舍曼与薇拉·昆德拉的交往，包括在一起喝咖啡、互相发短信、打电话，是整部《寻找昆德拉》布局结构上的一条主要线索，也传递着某种人情的温暖，让读者在掩卷之余，不免随作者一样心生感慨和关怀：这对形影不离、几十年来共同创造了昆德拉文学事业的世纪老人，在异国他乡会怎样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舍曼的《寻找昆德拉》之旅中一直没有现身的米兰·昆德拉本人，在这一旅程接近结束的时候，昆德拉通过电话对作者表达了问候。这一声问候，或许是出于礼貌，或许是出于某种认可，但无论如何也是某种例外，因为昆德拉主动远离媒体已经三四十年，又因为他一向不喜欢人们关心他的生活胜过关心他的作品：在《不朽》中，他曾借海明威之口说，“他们不是看我的书，而是写关于我的书”。
关于米兰·昆德拉，也许永远不会缺少传记、探秘、评述，但是，在新冠疫情依旧肆虐全球、冷战阴影再次笼罩欧洲的当下，阿里亚娜·舍曼的《寻找昆德拉》无疑具有某种“唤醒”的功用，它让我们挂念起这位特立独行的世界文学名家的近况，让我们回忆起自己与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各种“相遇”故事，也可能会让我们产生重读昆德拉的兴趣，再一次伴着他的小说去理解世界和人生，去勘探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