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历史上真实的包拯
包拯是个合肥人。
(资料图片)
他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考中的进士，28岁入仕，算是起步比较晚的了。
先来说说包拯的两个著名形象特征：黑脸，以及额头的月牙。
包拯在民间留下的最流行形象，就是一张如同被墨喷过的脸，所以被称为"包黑子"。
但事实上，包拯长得一点都不黑。
试想，如果一个人要长成包拯那副黑样，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史书上也会记上两笔。但《宋史·包拯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包拯的肤色问题。
好，史书上不写，也不能证明包拯真的就不黑是不是？
按"壹读百科"在《包拯是如何被"黑"的？》一文中的考证，包公的家谱《包公书院记》中有那么一句：
"今睹遗像，乃清隽古雅，殊无异于人。"
说明包拯的肤色并无惊人之处。
与之佐证的，是包拯的真人画像。
下面这幅图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南熏殿，距今960年，是包拯60岁时的标准画像。
从这幅画上看，包拯不仅不黑，长得还挺白。关键是，他的额头也没有一个传说中的"月牙"。
关于包拯额头的"月牙"，民间有不少传说，有说这是包拯幼儿时被马蹄踩过留下的痕迹--试问，被马蹄踩脑门而不死，世间又有谁能做到
所以，无论"黑"还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实形象。但问题是，这两个要素是从什么时候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
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传说、文学，再加上戏曲的功劳。
在包拯去世之后没多久，民间就开始流传他的各种故事。故事里的包拯铁面无私，不苟言笑，故《宋史·包拯传》里有"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这句话，意思是"如果包拯笑一笑，黄河的水都会变清。"还有一句话是""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指包拯铁面无私。
可能是顺着这两句话，民间的传说和故事开始慢慢发挥，包拯的"黑脸不笑"慢慢变成了"肤色变黑"，而"阎罗包老"成了包拯白天判人间案，晚上去阴曹判阎罗案，那个"月牙"成了他往来人间和阴曹的"通行证"。
及至清代，小说《三侠五义》出现，大大传播了包公铁面无私的形象，也留下了一句关于包拯出生的描述：
"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
与此同时，戏曲中脸谱对于包拯特征的进一步明确，也巩固了"包黑子"的形象，最终让包拯的"黑化"板上钉钉，深入人心。
然后就来说说民间流传的包拯故事。
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而受百姓爱戴，主要是因为他秉公执法，巧妙断案，如那句著名歌词所唱："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在"陈州放粮"，"铡美案"，"狸猫换太子"这些悬疑破案故事里，包拯堪称"名侦探包拯"。
但事实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前后一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已，而那些有名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移花接木或出自想象，而且都是和包拯没有任何关系的。
真正见于《宋史·包拯传》记载的包拯断案故事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牛舌案"：
一个农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告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包拯那里。包拯认为，把牛舌割掉是件无利可图的事，肯定是有人想报复这家农民。于是，包拯让这个农民回家把这头牛给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杀耕牛是犯法的。结果，农民家前脚杀牛，后脚他的邻居就来报官告密，包拯就此认定就是这个邻居结怨割的牛舌，最后果然如此，案情告破。
在这个案子里，包拯还是展现了一些办案手段和智慧的。
在一些笔记和野史中，也断断续续记录有一些包拯断案的故事，不过在那些故事里，包拯就没那么"神"了。
北宋的沈括在他著名的《梦溪笔谈》中就专门记录了包拯的一个断案故事：
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碰到一个犯了法的人，要处以"杖脊"，就是挨板子。这哥们花重金贿赂了负责杖责犯人的一个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铁面无私，肯定是要我当庭打你的。在我开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骂你，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
结果到了大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立刻就感到不开心了，反而责怪小吏口出狂言，结果把小吏打了板子，那个犯人倒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意思是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两人合谋耍得团团转。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于是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三点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
早在他23岁还没当官的时候，已经在家乡庐州小有名气。当时庐州有一个富豪请他去家里吃饭结交，包拯拒绝了，理由是："他是个有钱人，我们将来可能回家乡当官，有了这份交情，以后就难做了。
包拯曾在端州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之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从他本人和子孙的墓中只发现一块普通的砚台。
端砚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的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的时候，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的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拥堵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惠敏河。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被包拯识破，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党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所以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期间，从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到宰相宋庠（此弹劾后人存在争议），从皇帝宠臣王逵到皇叔赵元祐的女婿郭承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要有贪赃枉法品行不端，包拯全都一律弹劾。以至于民间后来有了"包弹"这一俗语--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有包弹"，没被包拯弹劾过的官员叫"无包弹"。
而且包拯一旦弹劾起来，连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
宋仁宗当时宠幸张贵妃，张贵妃就不断地为自己的伯父张尧佐求官。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结果一年内晋升四次，权倾朝野。在朝中无人敢响，你看我，我看你，看来看去，还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负众望，第一个站出来弹劾。结果弹劾之后，张尧佐反而又升了一个官，这背后传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
如果换做一般人，早就知难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让，一道道接着弹劾，最终发展到当廷辩论。包拯直接站到仁宗面前，历数任人唯亲的弊端，滔滔不绝，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
宋仁宗面色不悦，忍到包拯说完，拂袖而去。到了后宫，仁宗直接找到张贵妃发脾气："包拯的唾沫都喷到我脸上了！你一天到晚就为你伯父要官要官，你知道有包拯这个人吗？！"
最终是张尧佐一看众怒难犯，舆情汹涌，自己辞去了一批职务。
那么问题就来了：
古往今来，犯颜直谏的大臣基本都没好下场，包拯为何能够善终呢？
这就必须要说到包拯的顶头上司--宋仁宗了。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的第四个皇帝，也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长达42年。
"仁宗"是赵祯的庙号，但后世子孙之所以起这个庙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性情仁厚，宽以待人。
就拿包拯弹劾张尧佐一事来说，大庭广众之下，包拯面对面指责，不说唾沫星子喷到脸上，就这个态势，换做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只是用袖子遮住脸面，任由包拯继续说，最后也就是"拂袖而去"。
应该说，包拯确实碰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换其他脾气烈一点的皇帝，要么咔嚓一刀，要么当廷责杖，怎么也要借故贬官了。
但换个角度来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这样的人。
宋仁宗广开言路，开明宽松，确实让北宋在他执政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北宋开朝后积留下来的一些严重问题，也在仁宗一朝开始显现，比如"三冗"问题。
"三冗"一是"冗兵"，仁宗时期北宋士兵数量最高达150万人，但战斗力低下；二是"冗官"，北宋马背上开国，但重视知识分子，结果造成文官数量大增，互相牵制，机构重叠。仁宗一朝，官员数量已经超过了17000人；三是"冗费"，因为前两者恶性循环，造成北宋财政吃紧，再加上还要给辽和西夏岁币，国库已经空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也需要塑造一个正面典型，倒不仅仅是用来展现自己"广开言路"的形象，更是要用来树立一个榜样，遏制日益严重的机构冗余和官员贪腐现象，而包拯恰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
当然，以包拯这么生猛的劲头，光宋仁宗一个人还不够。
我们再来看看包拯的"朋友圈"。
翻看包拯的仕途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方面，包拯步入仕途很晚。他28岁中举，担任县令后不久，就因为父母离世，回家受丧。守丧期满之后又不忍离去，直到38岁的时候才正式回归仕途，去天长县当了县令。
但另一方面，包拯升官又极快。包拯出仕的26年时间里，升迁次数达到了25次，基本上一年就要升一次官，最终做到了御史中丞和枢密副使。
按宋代惯例，一般官员是三年一升，大家都是腰椎间盘，凭什么包拯那么突出呢？
这一方面自然离不开宋仁宗对包拯的厚爱，但另一方面，和包拯的"同年"群体可能也有关系。
"同年"，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体系里，不是指"年龄相同"，而是指科举时同一年考中或者同一榜中举的。作为"同年"，也有点"校友"或"同窗"的意思，大家一般约定俗成会在今后的官场上相互照应。
包拯是宋仁宗天圣五年( 1027 年）中的进士甲科，按杨高凡在《包拯及其与同年关系论略》中的考证，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他这前三十个"同年"中，后来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级别（参知政事（副宰相），枢密副使，御史中丞）的多达7人（王尧臣、韩琦、吴育、包拯、赵概、文彦博、吴奎），且因为包拯出仕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关注的是，包拯和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彦博和韩琦。
文彦博曾三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本来就认识，算是"世交"，而在这基础上，包拯的儿子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结成了"姻亲"，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韩琦历经北宋三朝，做过十年宰相，被后世称为"一代贤相"。在现发掘到的包拯的遗物中，只发现两个帖子，一个是给文彦博的，一个是给韩琦的，可见两人的私交。韩琦在拜相21天后，包拯就得到了升迁。正是在韩琦任职的四年里，包拯从一个开封的地方长官，提拔到了枢密副使这样的中央高官。
那么，包拯是否有"结党"嫌疑？
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当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包拯和这些人相处甚密，也不排除双方政治观点一致的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证明，包拯尽管刚正不阿，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政治情商，事实上，他在某些弹劾上还是比较懂得把握分寸的。
这也为包拯仕途基本没有遭受过什么排挤和陷害，提供了一个侧面的注脚。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忽然得病。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24日（农历），包拯病逝，享年64岁。
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相当于官方降半旗默哀。
包拯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