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逐2022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它们是“种子选手”-世界时快讯

中华文明有8000多年起源史、5000多年形成史。正是一次次的考古新发现，让中华文明历史轴线得以延长，历史信度不断增强，历史内涵得以丰富，历史场景变得更加鲜活。

(资料图片)

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预计在本月底公布。此前，初评结果已经揭晓：共有22个项目入围终评阶段。

和以往一样，在所有入围项目里，多数是存在一定悬念的。比如2021年很受关注的陕西宝鸡周原遗址，最终未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但每年的候选名单里，也都会有至少两三项格外突出的考古发现，在考古界专家们眼中属于没什么悬念的“种子选手”，比如入选2021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三星堆遗址。

同样，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里，也有这么几个项目，被一些考古专家认为入选几无悬念。

学堂梁子遗址

百万年前的“郧县人”意味着什么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和1990年，该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0万年至80万年左右，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

远古时代的每一个头骨化石，都无比珍贵。人类的骸骨本就难以保存，年代越久远就越难寻觅踪迹——地下水的侵蚀、土壤中的酸和细菌……都可以轻松地让尸骨“尘归尘、土归土”。

2022年5月18日，第三个“郧县人”头骨在学堂梁子遗址被发现。距离第一个头骨被发现的日子，整整过去了33年。

新发现的3号头骨，与前两个相比，保存完好，形态清晰，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因此也更加珍贵。

欣喜若狂的考古学家们表示：这个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仅仅是把它挖出土，考古人员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极尽最大可能令其保存完好，为此还在现场建了恒温恒湿的方舱。

这个头骨的主人，生活在距今约100万年前的地球上。他/她甚至都不是我们现代人的直系祖先，而是更加古老的直立人。

现代人类的祖先是智人。关于智人的起源目前有两派不同的假说，一派认为大约30万年前，在非洲演化出早期的智人。约6万年前，这种智人有一部分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在此过程中，智人渐渐“干掉”了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其他的古老直立人类，成为今天所有现代人的老祖先。

简而言之，现代人类全部源自走出非洲的那些智人。

另一派则认为：如今分布在亚欧大陆等地的现代人，其远祖是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另一批直立人。这些直立人来到中东、亚欧大陆等地后，就在当地繁衍，先演化成其他过渡类型人种，最后再演化成智人，并且跟那批非洲起源的智人有过基因交流，而不是被他们完全取代。

主张现代人类全部来自6万年前走出非洲那批智人的观点，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占据主流；但近些年来，随着更多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的出现，“多地区演化说”也逐渐受到更多重视。

2019年，一块来自甘肃夏河县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被测定为属于16万年前的丹尼索瓦人，这是世界首次在丹尼索瓦洞穴以外的地方发现丹尼索瓦人的化石，因此成为国际考古界轰动一时的重大发现。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的化石证据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演化史。

学堂梁子遗址所在的秦岭及汉水中上游河谷，也是一处重要的古人类迁徙演化地带——位于这片区域的陕西蓝田，发现了著名的“蓝田人”头盖骨；位于湖北境内约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约10万年前的黄龙洞早期现代人和150余处旧石器时代各时段的考古遗址，都分布在这一地区。

目前，对于郧县人的分类属性和演化阶段，学界尚无定论。主流观点认为他们属于直立人，也有学者将其划归早期智人，因为郧县人具有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混合特征，也暗示着东亚的直立人与智人是连续演化的。

因此，正如学堂梁子遗址的负责人陆成秋所说的那样：在探讨直立人的演化、在东亚的起源发展、整个世界的时空演化关系等问题上，“郧县人”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四台遗址

关于史前一万年的生活

今年是四台遗址正式开始考古挖掘的第八年。在2019年之前，考古人员们便下探到了距今7600~7100年左右的第三、四期遗存。这已经是一处非常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了。

该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是近年冀西北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完整的包含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

距今约一万年，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一道分界线。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曾提出：当下中国考古最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衔接。

2020年起至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新一轮发掘和研究，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这些房址和遗物，被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划分为五期，其中尤其重要的便是距今10400~10000年、9200~9000年这两组最早期的遗存。通过这两组遗存，我们得以一窥上万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概貌。

首先便是他们住的“房子”，都是半地穴式的，面积大约7~10平方米，仅相当于现代人刚能放一张单人床加一个衣柜的小客卧。但在这狭小的半地穴式家里，当年的先民们不仅给自己安排了煮饭的小火塘，还堆放了各种磨制石器，主要是用来研磨谷物的石磨盘、磨棒(杵)等，以及粗糙但实用的夹砂陶罐等。夹砂陶的原料是未经淘洗的黏土，虽杂质较多，但耐高温、有韧性。考古人员分析，这些陶罐应该都是生活用具，集炊具、盛储、汲水等功能于一身。

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画面：住在半地穴房屋里的先民们，将收获的粮食先放在石磨盘上用石磨棒碾碎，然后用石铲将加工好的粮食铲到“锅(陶罐)”里，加入从附近取回来的水，就这样把“锅”架在火上，慢慢烹熟。

他们盖房子的方式，应该是先挖好基坑，也就是那个面积不大的地穴，然后把几根较粗的树干分别插进提前挖好的柱洞内，再用泥土垒出墙面。有一处房址内，考古专家发现：屋内的居住面和四周墙壁还抹上了灰白的泥浆——纵然条件艰苦，这些生活在新旧石器时代衔接期的先民们，依然在用心装饰自己的小窝。

既然有墙，那么门在哪里？远古先民也像我们今天这样走着进门吗？原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所长陶宗冶认为，远古人类在不会造房子之前都是穴居，所以当他们进化到会造房子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也是仿照自己生活惯了的洞穴来建造。

尚义四台遗址的房址都是半地穴式，恰恰符合早期人类的生活需求：遮风避雨、防御野兽攻击。因此，包括他们出入房间的方式，都不是在墙上留一个宽阔的门道，直立出入，而是只留下一个较小的门洞，人想进入房间，须先趴下，头朝外，反身一点一点退进去，这样才能时刻观察到屋外情况，时刻保持警惕。

这个北方地区发现最早的定居村落，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研究提供了典型和直接的证据，对于探索中华文明根系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河泊所遗址

滇池边为何有个“益州郡”

云南和四川一样，自古便是多民族地区。与四川人熟悉的古蜀国相对应，古代的云南也有古滇国，这是一个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属西南夷的一部分。

目前公认关于古滇国最早的记录，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几句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

公元前277年，这位名叫庄蹻的楚国王族大将，在为国君征服了古滇池一带地界之后，正欲回楚报功，却发现黔中郡已被秦国军队占领，归路受阻。庄蹻不得已又回到滇地，自封为王，建立了古滇国。他很有智慧地“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率领手下军士们迅速融入了当地人的文化风俗与生活中。1956年，在云南昆明晋宁县的石寨山古墓群，大量精美青铜器和金质“滇王之印”的出土，以考古物证确认了当年古滇王的统治，一时轰动考古界。

“庄蹻王滇”一百多年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回到长安，说起自己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见到过蜀布和邛竹杖等西南物产，证明那一带早有通往西域的贸易之路。汉武帝当即下令，派使臣前往西南夷寻求通往大夏的道路，以期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

在洱海附近，汉朝军队受到当地土著所阻，于是汉武帝决定：先征服滇国再说。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大兵临滇，滇王归降。汉王朝在此设置益州郡，从此云南地区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开启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新篇章。

2019年，考古人员在河泊所的西王庙3号台地发掘出“滇国相印”封泥，不仅从实物资料上进一步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还显示出当时汉王朝对滇国的治理很有政治智慧——首先，臣服归降的滇王仍保留其位，至少在汉置郡县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滇王国依然存在；同时，汉武帝也在此设置益州郡，并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中央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并实现了有效的管理。

2022年9月，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在昆明市晋宁区河泊所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人员推测这个地方既是古滇国都邑，也是西汉益州郡的郡治(一个郡的首府所在)。

这些官印封泥，主要是用来封缄当时的官方文书，也就是简牍。写好了字的竹简装在木盒里，用一块青泥封缄，泥块上印有字样，用于表明寄信人的身份，有点类似现在的邮戳。官印封泥如“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涵盖了汉代益州郡24县中的20个县名；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考古工作者猜测“宋虞”“君冯”就是官员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官印封泥中还有“成都”字样，说明是从当时的成都发来的官方文件封印。

隋唐时期曾有“扬一益二”之说——当时全国繁华程度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扬州和益州，这里的益州指代的是当时的成都。那为什么益州郡的郡治会在今天的昆明呢？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河泊所遗址考古领队蒋志龙告诉记者：汉代的成都属于蜀郡，昆明属于益州郡，这两个郡都在益州刺史部的治下。“汉武帝时期曾在全国设十三个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刺史部，范围包括今天的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蒋志龙说。

这些带字的简牍中，目前已释读出“滇池以亭行(发往滇池县)”“罪当死”“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是反映当时益州郡行政往来和司法制度的珍贵物证，也是中国南方继“里耶秦简”之后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蒋志龙表示，河泊所遗址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滇池盆地只发现了古滇文化的墓葬，后来终于在河泊所遗址范围内找到了古滇文化村落遗址，成为古滇国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河泊所是一个聚落遗址，地下埋有古代的村落，而且还埋着古滇国的都城。这要放在以前，谁都不信。”蒋志龙说，“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滇王金印的发现是我们了解古滇国是否存在的一个契机，那么这次的发掘则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更多材料。根据这批材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汉代云南与蜀地以及中央的关系。”

入围终评项目名单

(以时代早晚为序)

1.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2.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3.河北尚义四台遗址

4.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

5.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6.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7.陕西西安太平遗址

8.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9.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

10.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