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尤其是研治晚近历史,档案无疑是重要的取材,而且一般视为未经加工的原始材料,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直接材料。由于这样的材料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又被称为第一手材料。史家治史,特别是近代主张不读书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学人,往往踏破铁鞋,千方百计地寻找直接材料,而档案自然是一大宗。


【资料图】

档案所存不仅是信史,而且是全史吗?

史料越近越繁,档案尤其如此。相比较而言,研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人对于档案更加倾心,无论选题如何,有无必要,都希望借档案以增色;如果找到人所未知的档案,更是如获至宝,以为不仅可以扩张材料,更能够填补空白;甚至有唯档案是求,只靠档案便可治史之说。

其实,档案究竟是一种材料的类型,还是一种存放材料的方式,至少就现状而论,不无可议。目前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往往会收藏保存相同或相似的文籍,如函电、日记、文牍甚至报刊等,若是存放于图书馆,哪怕是特藏,一般也称为文献,在博物馆则成了文物,而保存于档案馆,便一言以蔽之曰档案。即使是官方或半官方文书,如清季各省谘议局的各项文件,在各地分别入藏档案馆、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是依据收藏单位之别而冠以不同的名目。

反之,一些理应属于档案的东西,因为没有存放于档案部门,或曾经以各种方式被编辑出版,从而转换成了其他的文献形式,后来者便往往不以档案视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档案汇编》所收录的《谕折汇存》与《阁钞汇编》两种,其内容主要为上谕和奏折,无论用何种尺度的定义,都毫无疑义应是档案。只不过曾经由民间报房将《京报》所不能尽载的明发章奏抄录汇编成册,按月发刊,便无法满足人们探秘窥视的心理。就信息而言,其中固然已经没有秘密,却包含了相当比例的清政府官方文件,隐藏着众多未经解读的史事。如果认为既经中间人手整理编辑抄撮,或有所取舍删改,价值难免降低,尚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说因此就不成其为档案,恐怕也太过牵强。

细究之下,目前关于档案的起源、本意和定义,无论取法古人还是借鉴异域,都是言人人殊,甚至各国相关的法律解释,也是因缘各自的历史文化,内涵外延大相径庭。也就是说,连什么是档案,或者什么样的文献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叫作档案,仍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混沌状态。既然档案的语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则重视档案的异口同声之下,其实各自所欲表达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每个人心中的所谓档案,实际指向可能千差万别。

若据今日的一般观念,存放于档案馆的就算是档案,则档案馆所藏文献的类型繁多,概言之曰档案就是原始材料,就是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显然过于笼统。以为档案所存不仅是信史,而且是全史,更是过于拘泥而执一偏。

档案解密未必能够直接展现真实的历史

治史重视档案,中外咸同。历代修史,尤其是官修正史,大都调阅相关档案,甚至主要依据上谕奏折连缀成文。档案无疑是治史的重要凭据,可是如果以为档案才是史料的主体,历史的真相基本仍然尘封于档案之中,不利用未刊档案就不能知道历史的轮廓大体,恐怕未必尽然。

今人重视档案,可能更多是近代以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倒未必是“传统史学”的流风遗韵。而西人重视档案,一方面因为有教会的长期传统及其诚信保障,以及监督政府的体制和习惯,连带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档案即是信史,未必对中国档案的实情有所认识;另一方面,以档案为凭据,也有阅读上的便利。档案中的公文书,大都书写工整,尤其是清代的章奏,不仅规定了专门的书法字体,而且严禁错误。这对于很难辨认手写草书者,实在有扬长避短的极大便利。君不见档案中极具价值而难以辨识的私密函札往往被搁置绕过,所炫为秘宝而详加征引者大都官样文章,而且其中不少早已在各种政书或《谕折汇存》《阁钞汇编》之类的文籍中部分或全文披露。不顾主题如何,有无必要,过信档案为确证而滥加征引,甚至以为只要援引档案就成佳作(大洋彼岸据说颇有此风),装点门面之余,不无哗众取宠之嫌。一味以发掘档案来填补空白,看似创新的捷径,实为取巧的歧途,陷入近代学人凿空蹈隙的窠臼覆辙。

尘封的档案不可能完全掩盖历史的真相,档案的解密也未必能够直接展现真实的历史。如果治史真的靠解密就能真相大白那样简单,创造历史最轻而易举的途径不是写史,而是毁尸灭迹或伪造材料。或者主张治史唯档案是求,不看文集、日记、函电、报刊等其他各类材料,唯档案是从,不信其他记载。其弊至少有四:其一,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备,未必尘封,善读者用常见资料亦可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其二,熟悉旧材料,才能运用新材料,已有材料不熟,新材料的价值也会视而不见,识一字成活一片当然无从谈起,只能钻空子找漏洞,所见有限,易致偏蔽。其三,许多用档案周折复杂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其他材料中早有现成答案,费时费力不说,结果还形同废辞。其四,以档案为信史,太过简单。历史至为错综复杂,档案与其他记载抵牾而档案未必正确的情形所在多有。

用平等的眼光看待各种类型的材料,用分别的办法整理解读材料,适得其所地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关键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所有相关材料。善于治史者,伪材料亦可见真历史。若是一心找自己想要的材料以组装历史,而不看材料所显现的历史是什么,或是虽然想看出却误读错解以至扭曲变形,则尽信档案不如无档案。否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很可能落得个两处茫茫皆不见。(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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